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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府正在加紧制定一份新版“中国战略”，这被广泛认为是对德国对华认知或者说“中国能力”的一次检验。去年中远集团入股汉堡港一事已经暴露德国包括政界在内一些人对华认知的不足和意识形态化。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当时声称“中国禁止外国企业投资中国基础设施”，所以德国也不能允许中企投资德国基础设施。但只要稍微研究一下中国《外商投资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或德国国内公开发表的研究资料，就知道国外企业当然可以投资中国基础设施，世界知名航运企业早已投资中国港口。也就是说，除了意识形态偏见，德国外长依据的还可能是有关中国的不完整甚至是错误信息。

德国对华认知已经与德国作为知识大国、中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的作用有所脱节。实际上，有德国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在默克尔主政的2015年，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制定了一份《中国战略2015—2020》，希望全面提高德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中国能力”。即使今天看来，这也是一个很有眼光和挑战性的命题，其着眼点超越了与中国相关的专业知识领域，也涉及现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历史和社会等基础知识以及语言和跨文化交往能力。也就是说，德国那份“中国战略”对德国社会有关中国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提出新的要求。

作为专门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场所，德国的教育和科研机构在“中国能力”概念提出之后大受鼓舞。因为德国“中国能力”的现状急需改观：德国墨卡托基金会从2017年开始连续就德国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的“中国能力”以及中德之间的中学交流进行调研，发现近年来德国学习汉语的中小学生人数始终停留在5000人左右，远远落后于法国和英国；德国有18所高校开设汉学或中国研究专业，主修学生数量甚至处于下行趋势；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汉学系有5名教授，已是全德第一的规模，而柏林自由大学的北美研究所有37名教授。当时德方普遍认为，中德相互的对象国知识与能力呈现“不对称”局面，即中国对德国的了解远大于德国对中国的了解，德方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加强与中国的接触和合作。

中德学界一时间掀起有关“中国能力”和“德国能力”的讨论热潮。笔者曾与德国学者合作组织了两次国际会议，以《德国的“中国能力”与中国的“德国能力”》为题主编出版了德国第一部聚焦该主题的研究文集。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从2016年年底开始宣布资助“促进高校德国学生和研究者中国能力建设的创新方案”。德国高校纷纷以“中国能力”为名，整合校内与中国相关的科研和教学资源以及交流项目。2020年，德国联邦政府又设立项目，资助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创新等领域政策发展，因为“与中国合作为德国和世界提供机遇和挑战，对此进行评估必须基于知识和理解”。

与中国合作推动德国的“中国能力”建设，无疑延续了两国交往的成功经验。但随着美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华遏制打压，德国政界和舆论中的“中国话语”随之出现不和谐的声音。2019年初德国工业联合会就在一份文件里提出“中国是伙伴还是制度性竞争者”的问题，欧盟在当年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中把对中国的定位扩展为所谓“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2021年底德国新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则视中国为“伙伴、竞争者与制度性对手”。

与之相应，德国外交部、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大学校长联席会议等部门和机制对与中国教育科研合作的定位也发生了明显转变。2019年前后，始自美国的所谓孔子学院“争议”也在德国发酵；2020年，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质疑某些中国高校、学者和学生可能在“侵蚀德国的制度”，提出要基于德国的“明确立场和价值观基础”与中国对话和合作；2021年，德国时任联邦教育和研究部长卡利切克声称德国过去在建设自己“独立的中国能力”方面做得太少。他所谓“独立的中国能力”指的是“独立于中国影响的中国能力”。

联系到德国甚至欧洲层面的大西洋派盲目追随美国炒作“中国威胁”，不得不说，这种论调对什么是真正的“独立”误解太深了。不过，西方学界对这种论调不会陌生。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就是以被观察的客体、原始材料的提供者等身份定义中国的角色。也就是说，西方拥有理论和方法，只需要应用于中国材料，就可以得出对中国的认识。而在此过程中，中国没有、也不需要拥有自己的主体性。

从通过对华合作提升德国的“中国能力”到建设所谓“独立的中国能力”，从把对华教育和科研合作看作“无法回避的机会”到看作在价值观前提下与“制度性对手”进行有条件交往，这些变化为我们观察德国的“中国能力”问题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样本。这种意识形态引导下的“中国能力”建设会产出什么样的结果呢？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就能看出一二：有关德国政府即将公布的“中国战略”，据说目前至少有两份草案在柏林流传。其中绿党主导的德国经济部内部制定的一份厚达104页的《中国战略》中，附有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礼仪指南，其中包括希望德国人在和中国人谈判时具有这样的“中国能力”：“如果中国的对话者说话很长，就打断他（她）。”（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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